互聯網 - 大數據

總結

這本書讓我感受最大的就是，原來遺忘也可以那么有用，以前總想著自己的記憶力要是再好一點就好了，最好能把東西全記下來，但這本書卻讓我知道，沒有遺忘的世界是很可怕的，比如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如果你永遠都記得，那么就很難快樂起來，并且當所有的記憶都在你腦海中時，你將會很難去做出選擇。

因為有遺忘，所以每天都是新的自己。但是自從有了文字以來，所有的事將不會被遺忘，看起來像是一件好事，但問題是，幾年前的某段話和現在可能就有不同的意義。并且隨著互聯網時代的發展，數據量在成倍的增長，如何從這些數據中提取有用的信息將會變得越來越困難。

隨著時代的發展，有些信息在多年以后可能就不再有用，因此如何取舍這些信息就變得非常的重要，比如網站中的cookie，我們常常會給它一個時間限制，過了這個期限，它將不能再使用。

又比如說我們電腦中的文件，如果現在打開來看一看，我們會發現很多文件或軟件，我們很久都沒有使用了，甚至我們都已經不再需要了。如果說能夠設置文件的有效期，就可以節省不少的硬盤空間。

精彩片段

不再遺忘的后果，比人們建立并維護多年的聲譽遭受一次正面攻擊的后果要深遠得多，也更讓人苦惱。如果我們過去所有的行為，無論是否違法，都一直存在，那么當我們進行思考與決策時，怎樣才能從自己的過去中解脫出來呢？完善的記憶會使我們對待他人像對待自己那樣不寬恕嗎？

2007年春天，Google承認，直到那天他們一直在存儲每位用戶曾經鍵入的每次搜索請求，同樣被存儲的還有每位用戶隨后點擊訪問的每一條搜索結果。 通過保存大量被整齊排列的搜索關鍵詞（Google每月收到的搜索請求大概有300億次），Google能夠將這些數據與人口統計資料聯系起來。比如，Google能夠顯示出搜索請求的趨勢，甚至是幾年以后的趨勢。Google能告訴我們，2006年秋天在美國印第安納州首府印第安納波利斯人們多久會搜索一次“伊拉克”，或者2007年圣誕季在亞特蘭大的中產階級中搜索最多的關鍵詞是什么。不過，更為重要的是，通過智能地整合登錄數據、cookies數據與IP地址，Google能夠以極高的準確率將時間跨度很遠的多次搜索請求與某個人關聯起來。

完整的數字化記憶代表了一種更為嚴酷的數字圓形監獄。由于我們所說與所做的許多事情都被存儲在數字化記憶中，并且可以通過存儲器進行訪問，因此，我們的言行可能不僅會被我們同時代的人們所評判，而且還會受到所有未來人的評判。史黛西與安德魯的慘痛經歷，Google與其他搜索引擎掌握的大量與我們有關的數字化記憶，這些事實的刺激讓我們變得極度警惕——換言之，未來可能遭遇到的悲劇會對我們現在的行為產生寒蟬效應。通過數字化記憶，圓形監獄能夠隨時隨地監視我們。

完善的數字化記憶，可能會讓我們失去一項人類重要的能力——堅定地生活在當下的能力。

在研究者最近發表的報告中，一位病人簡稱為AJ，她是美國加州一位41歲的婦女，天生就沒有遺忘的能力。自她11歲開始，她幾乎能記住每天發生的事情——她記住的不是過去一天的大致感覺，而是能夠驚人地記得讓她苦惱的詳細細節。她清楚地記得，三十年前的一次早餐吃了什么；她能夠回憶起誰在什么時候給她打了電話；她能夠記得在20世紀80年代看過的電視節目每一段都演了什么。她甚至不需要努力地回憶就能想起這些。記憶對她而言很簡單——她的記憶是“不可控且自動的”，就像一部“永遠不會停止的”電影。 這帶給AJ的并不是超常的能力，恰恰相反，她的記憶不斷地限制了她做決定與前進的能力。她記住的信息包括自己經歷的、感覺到的以及想到的事情。那些在存儲與回憶大量信息方面擁有超常能力的人，其實很想關閉他們記憶新事情的能力，至少是想暫時關閉。持續浮現的往事讓他們感覺受到了束縛，這種束縛非常嚴重，以致于約束了他們的日常生活，限制了他們的決策能力，阻礙了他們與正常人建立緊密的聯系。當這種影響由更為完整且更易獲取的外部數字化記憶所引起時，影響可能會更強。如果回憶太清晰，即便這種回憶是為了幫助我們的決策，可能也會使我們困于記憶之中，無法讓往事消逝。這反而會讓我們像博爾赫斯筆下的富內斯一樣，沒有能力進行抽象的思考。這是記憶帶來的意外詛咒。

遺忘不僅僅是一種個人的行為，我們這個社會也會遺忘。往往這種社會性的遺忘能給那些失敗過的人第二次機會。如果原先的社會關系不能讓人們感到幸福，我們可以讓他們嘗試建立新的社會關系。在商業領域中，隨著時間流逝，破產會被逐漸遺忘。甚至在某些情況下，罪犯在經過足夠長的時間之后，之前的犯罪記錄也能從他們的檔案中變得模糊。 通過很多這種模糊掉了外部記憶的社會遺忘機制，我們的社會能夠接受隨著時間不斷發展的人們，因此我們才有能力從過去的經歷中吸取教訓，并調整我們的行為以融入未來的社會。

人類對記憶的構造與重塑，與其說是缺陷，還不如說是優點。利用歸納，依靠推測，強調當前時刻，考慮后來經歷，這些都能夠幫助我們敏捷有效地進行推論，進行抽象與概括，并及時采取行動，而非一直陷在相互矛盾的記憶中。

在我們的神經元加工傳入信息時，從簡單的刺激到圖像模式識別的過程，大量的信息都被有意地舍棄了。

在人類歷史早期，我們的祖先就已經發現，把某些工作重復多次將能夠最終那些工作會存儲記憶。比如，當早期人類的孩子第一次看到他們父母打獵時，隨后他們就會自己嘗試，一次次嘗試之后，成功的狩獵過程就銘刻在他們的腦海中，當他們真正開始打獵時這些記憶就會被提取出來。收采蔬菜與水果、烹飪以及縫紉——這些都是我們祖先通過反復嘗試學會的日常生活經驗，而且他們后來能夠很容易地提取這些經驗。科學家稱其為程序性記憶（procedural memory）。這種記憶并不是一種有意識的行為，而是人類從事特定日常活動時產生的副產品。這就是為什么它是內隱記憶（implicit memory）的一部分——內隱記憶是指我們在沒有意識到這種記憶存在的情況下，能夠獲得并提取的一種記憶。在兒童時代反復多次嘗試系鞋帶之后，長大成人后我們自然而然地就記住了如何系鞋帶。騎自行車、刷牙、或者翻筋斗，都是與這種經驗類似地活動。

陳述性記憶（declarative memory）與程序性記憶完全不同。如果說從程序性記憶中提取信息是自動的，也就是說我們并不需要去牢記如何騎自行車，學會騎車后我們只是自然地騎上了自行車，那么陳述性記憶則需要一種有意識的提取。比如，對于自己的初吻，一次重病或者一個特殊假期的記憶，都屬于這類記憶。如果我們想要記住它，我們便不得不去想它，并且積極地在腦中去“搜索”，以提取我們過去的經歷與事件。因為這些都是我們生活中已經經歷過的特殊情景，所以它們被稱為情景記憶。 情影記憶不同于抽象記憶——人類也具有存儲并提取抽象知識的能力：記住數學中的勾股定理屬于抽象記憶（abstract memory），而提取我們學會勾股定理的環境背景，比如高中，則是情景記憶。有時候，情景記憶與抽象記憶會混在一起。想象一下，觀看莎士比亞戲劇《威尼斯商人》的表演時，你聽到了夏洛克（劇中的猶太放高利貸者）說的臺詞。關于你所聽到的，你記得的內容既是抽象記憶，也是情景記憶；抽象記憶是抽象的概念——演出的臺詞，而你經歷過的具體情景則是情景記憶。

人類對記憶的構造與重構，與其說是缺陷還不如說是優點。使用歸納，依靠推測，強調當前時刻，考慮后來經歷，這些都能夠幫助我們敏捷有效地進行推論，進行抽象與概括，并及時采取行動，而非一直陷在相互矛盾的記憶中。

由于人類記憶的不精確和繪畫固有的缺點，我們的祖先便去尋求不易修改又沒有多重解釋的外化記憶方法。尤其是那些專注于生產、貿易與管理的組織，想要擁有一種能夠簡便精確地存儲與提取信息的方法。這就有了文本的誕生。讓人非常詫異的是，古代的官僚主義與會計人員正是促成因素。在公元前四千年，居住在肥沃的美索不達米亞的人們已經超越小的村莊形態，形成了更大的群體。因此，這種早期的社會就需要超越了通常確保作物生長，物資交換與社會管理的組織。正如考古學家丹尼斯·施曼特·巴塞瑞特（Denise Schmandt Besserat）告訴我們的那樣，為了記錄賬目與存貨，便有人用鐵筆在粘土上標記小的凹痕進行記錄。這些早期的象形文字，最終逐漸形成了書寫，使公元前三千年早期蘇美爾人的楔形文字成為第一種書面語言。書寫大約在同一時期也在埃及出現了——埃及象形文字，在幾個世紀之后在中國也出現了文字。

一旦書寫被大家所知并確立下來，人類的經驗與知識就能夠被存儲在人類的頭腦之外，并能夠隨意準確地進行提取。

對于我們人類而言，隨著時間的變化基于我們對世界不斷進化的理解，詞語的意義發生了微妙改變，即便當初書寫與后來閱讀的是同一個人。

如果你曾經嘗試閱讀過你自己多年前寫的一本舊日記，你可能會感受到這種熟悉與陌生相混合的奇怪感覺，你感覺你記得一些，或者可能記住了大部分，但卻從未記住所有文字的原始意義。由于詞語不是信息的精確載體，每個詞語與句子都需要人類的解釋，需要我們以我們回憶它時所理解的語義去解釋它。文學理論家們正好就在爭論，我們閱讀一個文本時，它的內容（與它被寫下時相比）改變了多少。但是他們的確也同意，閱讀（以及對外部記憶其他形式的回憶），就像記憶一樣，將需要時常在心中作出構建或重建的努力。

托勒密三世與我的一個法學院的朋友一樣，都掉進了一個相似的陷阱。我這個朋友給他自己強加了一個有趣的系統，以提高他的外部記憶。他明確將他個人圖書館的藏書限定在200本以內。一旦他閱讀了一本新書，他就要判斷這本書是否屬于他已經讀過的最好的200本書的行列。如果屬于，他將會把這本書加入自己的收藏，同時把其中不那么好的一本剔除掉。久而久之，他認為這個不斷篩選并且有選擇地進行遺忘的方法，將能夠不斷提高他圖書館藏書的質量。他要保留在外部記憶中的將只會是真正重要與有價值的思想。 然而，他未能了解的是，由于他自己的觀點是隨著時間變化的，所以他評價并決定哪本書該留哪本書該丟的基礎也在不斷變化。經過幾十年的勤勉篩選之后，他的圖書館收藏的將不會是他曾讀過的最好的書，而是代表他生命中不同觀點、價值與階段的書。就像托勒密三世一樣，他所忽視的是，根本不存在一個隨著時間變化不會改變的客觀評價，進而我們人類也就無法用它來判斷我們閱讀的文字，或者我們回憶起的外部記憶的意義與價值。

一個重要的轉變已經發生：外部記憶已經變成大批量生產了。

隨著新出現的幫助我們記憶的工具與設備的不同，我們記住了多少又忘記了多少也一直在改變。但是，從根本上講，我們記住的是那些足夠重要，以至于我們愿意花費額外努力去記住的信息，而其余大部分的信息都被遺忘了。隨著時間的發展，記憶漸漸只比遺忘困難一點點的事實，卻幫助我們人類避免了一個根本問題，那就是：如果我們能夠記住的話，我們是否將要永遠地記住所有的信息？但如今，我們已無法再避免這一問題了。

一旦一個人已經分享了信息，這個人就基本上失去了對該信息的控制

從某種意義上看，遺忘并不是令人困擾的缺陷，而是一種足以救命的優勢。當我們忘記了過去的時候，我們便重新獲得了去概括、去概念化的自由，以及最重要的行動自由。 數字化記憶加深了信息富民與信息貧民之間已經存在的鴻溝，進一步增強了權力的傾斜。 沒有了某種形式的遺忘，原諒則成為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如果所有的時間都永遠是現在，那么所有的時間都不能夠得到拯救。

數字化記憶的第二個特征就是持久性，這個特性能夠導致信息權力的再分配。在數字化記憶時代之前，大部分的信息，甚至是犯罪信息，都相對快速地被遺忘了。在一些特殊的案例中，為了保存記憶而付出的努力是必要而且昂貴的。比如在蘇聯，克格勃（KGB）會在政治犯的檔案上蓋上“永久保存”的印跡。這表明，永遠不能忘記反對者的身份、信念、行為和言語，盡管要做到這些需要付出很大努力。在數字時代，對記憶的努力在逐漸減少，但價值卻在提升。Google記憶住所有的檢索需求，盡管這些檢索需求每天都會出現。如果有人看著你在網上瀏覽，幾天后這個人就會忘了你曾檢索些什么，什么時候檢索的。但是Google不會，它對個體檢索需求的記憶更持久，更精確。

想想全球汽車事故數據庫；那些租車的人會根據他們過去的駕駛歷史而被收取不同的費用，而借助數字化記憶可以立即從租賃公司那里獲取他們的駕駛歷史。如果駕駛歷史確切地表明他們過去曾經出過車禍，那么他們也仍然不得不支付更多的租金。避免支付額外費用的唯一方法是數字化記憶時代可能不再有的東西：那就是遺忘，或者至少從單方面“重構”一個人的個人歷史。但是，如果我知道事實發生后我無法修改我的駕駛記錄，那么為了避免事故繼續影響我的駕駛歷史，我將會更為小心地開車。如果過去是不可能贖回的，那么我們唯一的選擇就是對未來更加謹慎。

如果孩子們擔心他們的直率之言可能會損害他們未來的職業時，那么，他們還會在學校報紙的網絡版上坦率直言嗎？如果我們擔心我們想抗議的公司，在可預見的未來可能會拒絕跟我們做生意時，我們還會抗議這些公司的貪婪或者對環境的破壞嗎？在民主國家里，個人既是公民又是客戶。他們從事經濟交易，同時又熱衷于公共議題。有時，他們可能會發現他們自己所反對的，正是他們的交易伙伴所支持的。

現在，約翰發來電子郵件說他將要出席一個會議，而珍妮也將要在這個會議上發言，所以他想問問珍妮到時是否有時間一起喝杯咖啡。珍妮很高興。一個想法闖進她的腦海：為什么不在幾年前發現的一家小咖啡館見面呢？它的名字叫什么來著？ 然后，珍妮搜索她的郵件文件夾，尋找她和約翰互寫的電子郵件，希望能找到那家咖啡館的名字。幾秒鐘之內，顯示出了好多郵件，時間幾乎跨越了十年，郵件按日期整齊地排列著，最早的郵件顯示在最頂端。她迅速地瀏覽了這些郵件。 隨著郵件在眼前一閃而過，勾起她無限回憶：他們周末去海濱兜風時約翰駕駛的時髦汽車，他那丑陋的山羊胡子，以及她最終如何成功地說服約翰剪掉了它。多么有趣的時光啊。隨后她偶然發現了一封完全不同的郵件；郵件很短，但是很傷感情，因為在這封郵件中，她在指責這位老朋友的公然背叛。珍妮情不自禁地讀完了這封郵件，然后她又往下讀了幾封郵件。她看到了約翰憤怒的回復。此后的一年之中，他們不再有郵件往來，再后來也只是偶爾有零星的幾封郵件，而且郵件的語氣既客氣又冷漠。她重讀了這幾封往來的郵件；她看到了當時自己言辭之中那種被背叛的感覺，他否認背叛時言辭之中的傲慢，電子郵件中那種死一樣的沉寂讓她猶豫不決，不確定曾經到底發生了什么，也不知道這次爭執到底是如何結束的。但是不管曾經發生了什么，她腦海中關于老朋友約翰的美好形象，突然以公然背叛她的形象出現在她的面前。他怎么能這樣呢？珍妮甚至在想，她怎么會在幾分鐘之前還想跟他喝咖啡呢？

第一個特性與記憶如何消逝有關。我們都知道，我們對近期發生的事情的記憶比對更早發生的事情的記憶更清晰。但是，這只是一個粗略的經驗法則。更接近真相的是，對于那些經常回想的事情，我們記得更牢固。記憶特有的這種行為方式，使得我們將來能夠提取記憶片段的可能性更大了。 另外，那些我們更少去回憶的事情，記憶消逝得也越快，甚至都到了我們根本難以想起的程度。類似地，對于那些與我們目前所處背景擁有共鳴的事情，我們也擁有更好的記憶。如果我們現在很快樂，我們將會回憶起快樂；如果我們現在很沮喪，我們也就更難想起曾經的美好時光。而且，與那些和我們現在的信仰相沖突的記憶相比，我們更容易回憶起那些與我們現在的信仰相符的記憶。我們可能仍然能夠回憶起，那些最初我們無法想起的、與當下相沖突的記憶，但是這可能需要一些廣泛而持久的刺激，就像珍妮閱讀她跟約翰之間過去的郵件那樣。總而言之，這指出了人類理解他們過去的方式中所固有的限制，而且如果我們面臨著數字化記憶提供的線索與我們當下的直觀回憶之間的緊張狀態，我們將會非常掙扎該如何恰當地處理這些不同的記憶。

如果我們沒有遺忘的能力，那么每當面臨抉擇時我們往往都會回憶起我們過去所有的選擇，這可能將會使我們猶豫不決。

我記得好的事情，這讓我感覺很舒服，但是我也記得那些不好的事情，以及每一次糟糕的選擇。而且事實上，我無法讓自己停下來休息。我所面對的都是這些岔路口，都是我不得不做出選擇的時刻，而且哪怕過去了十年，我仍然會因為十年前的選擇而責備自己。在許多事情上，我都不肯原諒我自己。你的記憶之所以存在是為了保護你。而我感覺我的記憶并沒有保護我。大多數人都說我擁有一項天賦，但是我只覺得它是負擔。 隨后，在她最近剛出版的自傳中，AJ寫道：“盡管人們往往把遺忘當成一種折磨，并且為由于年齡增長失去了如此多的記憶而感到困擾。但是我已經漸漸明白，能夠遺忘我們生活中的許多部分，才具有真正的價值。”

從這種意義上看，遺忘并不是令人困擾的缺陷，而是一種足以救命的優勢。當我們忘記了過去的時候，我們便重新獲得了去概括、去概念化的自由，以及最重要的行動的自由。以珍妮為例，在閱讀那些過去的電子郵件之前，她將約翰視為朋友。她心里早已忘記了過去所發生的沖突，這正是因為那些記憶已經不再重要了，因為那些記憶的價值已經被后來與它們立場相反的事件取代了。一種相對粗略的機制，也就是生物性的遺忘，使得珍妮可以假設約翰和她一直是朋友。另外，數字化記憶卻將已經被遺忘的信息又帶回來了，使得珍妮在做決定時變得很矛盾，失去了她應有的果斷，并且被陷入可能做出錯誤選擇的境地。此外，遺忘可能對學習過程很有幫助。正如組織學習專家威廉·斯塔巴克（William Starbuck）所說，學習一些全新的東西要求人們首先“忘卻”陳舊過時的東西。生物性的遺忘正是這樣一種極為簡單又優雅的忘卻方式。相較而言，數字化記憶能夠如此歷歷在目地保存我們對已有知識的記憶，所以抑制了我們學習的能力。

隨著我們通過數字化記憶拓展我們對外部存儲器的使用，我們正以多種方式危害人類的推理。其中的三種危害我已在前文中提到過。 第一，外部記憶可能作為記憶的線索，使得我們回憶起那些我們原以為已經忘記了的事件。如果人類的遺忘至少是部分基于相關性過濾信息的一種建設性過程，那么數字引發的我們對我們已經“忘記了”的事件的回憶，可能會破壞人類的推理。第二，廣泛的數字化記憶可能會加劇，人類將往事按照適當的時間順序進行排列的困難。第三，數字化記憶可能會使我們面臨太多的往事，從而妨礙我們及時決策和及時行事的能力（與AJ和富內斯的經歷相似），以及學習的能力。 第四個危險在于，當面臨數字化記憶與人類對往事的回憶相矛盾的情況時，我們可能會失去對自己記憶的信任。就像第2章中描述的那樣，其實人類的記憶相當準確，只是我們無法使存儲的信息不受未來的影響。回憶不像從書架上拿下一本書，撣掉一些灰塵之后，包含的信息與我們當初把它放上書架時完全一模一樣。

對一個社會的過去進行控制是獨裁政權的標志——即便必須偽造公文，也依然如此。比如在蘇聯，畫家被命令將失寵的革命同志從公共的合影中清除掉，從而從共享的外部記憶中擦除他們出席過，甚至是他們存在過的證據。喬治·奧威爾寫于半個多世紀前的著作《1984》令人震驚地詳述了，當一個社會的過去不再受個人的控制而是被中央政府的執政者所蹂躪時，這個社會會發生什么。在這樣的社會中，奧威爾解釋道，“歷史被不斷地改寫。真理部（Ministry of Truth）日復一日地偽造過去，這對維持政權穩定的必要性不亞于友愛部（Ministry of Love）所進行的鎮壓和偵察行動。過去，原本是記錄和記憶達成一致的那部分事實。由于黨完全控制了所有的記錄，同樣也完全控制了所有社會成員的頭腦，所以黨想要過去什么樣，過去就是什么樣。還有另一個結果就是，盡管過去可以被改變，但是在任何具體的實例中它都從未真正被改變過。因為每當過去被改造成此刻所需要的樣子，那么這個新的樣子就是過去，而其他樣子的過去就從未存在過。”如果我們放棄對自己所記憶中過去的信任，轉而信任數字化記憶，那么獨裁政權就再也不必控制我們的頭腦。因為控制我們集體過去的外部記憶就足夠了。這樣一來，奧威爾的反烏托邦愿景實現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了。

在數字化記憶的世界里，不再只有“老大哥”才可以改變過去——現在每個人都可以。 誠然，偽造并不是數字時代的發明。它已經伴隨了我們上千年，從“君士坦丁贈禮”（一本偽造的八世紀羅馬詔書）到米開朗基羅的丘比特（一尊他有意使其看起來像古董的雕塑）再到希特勒的日記。 但兩個時代的偽造有所區別。第一個區別是：我們熟悉偽造的模擬記憶，會謹慎地去處理它，仔細檢查它，并據此決定是否值得信任。我們覺得數字化記憶更可信，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因為我們學會的鑒別模擬記憶的技巧，比如，檢查文件的外觀，以及它是否被篡改，這無法用來鑒別數字時代的偽造。也許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能慢慢進行調整，并以適當程度的謹慎和鑒別偽造的技巧去處理數字化記憶。然而，在這期間，數字化記憶那種表面上的可靠性可能只會進一步蒙蔽我們。 第二個區別是由數字化記憶表面上的全面性造成的。在模擬世界，我們理解的外部記憶，一張手寫的便條、一張照片、一個文檔，只是組成過去某個事件的一個元素。要想盡可能完整地掌握一個事件，我們得接受一點，那就是需要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搜尋不同的信息源，而搜尋將會導致像不匹配的拼圖那樣無法完美地將各種信息拼接在一起。與我們的記憶方式類似，我們并不是簡單地回憶一個事件，而是重構了這個事件。要想重構好它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歷史學家可以證明這一點。數字化記憶則完全不同，因為在我們的搜索請求之后，關于過去某個事件一整版的信息片段就會在幾秒鐘內呈現在我們面前。出于對搜索結果的快速和全面性的敬畏，我們假設搜索結果呈現給我們的，實際上就是一幅完整的拼圖，而我們需要做的只是將它拼接在一起。這類似于，當我告訴我的一些學生他們的研究并不完整時他們對我的回應：“但是，這是我通過Google能找到的所有東西了！” 但是，數字化記憶產生的并不是完整的圖景，充其量只是數字存儲器捕捉到的關于它的那些片段。以我們假設的情景為例，假如珍妮和約翰針對他們的爭吵進行了一次動情而誠懇的面對面長談，那么將會怎么樣呢？如果最終他們相互擁抱并開始重歸于好，那么又會怎么樣呢？這將會是珍妮評估約翰行為時非常重要的信息。但是，如果那些爭吵是“當面”發生的而不是通過電子郵件，那么珍妮將無法從數字記憶中提取它們。在沒有那些重要信息的情況下重構過去，會導致非常不完整的圖景。當然，我們用來進行決策的信息幾乎總是不完整的——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模擬世界，信息片段被隨機地丟失了。有了數字化記憶，那些不是以數字形式被捕捉的信息，以及未被送入數字化記憶的信息都會受到更多的偏見，而被排除在外。這是一種系統性偏差，它的一個問題是它不僅歪曲了我們對事件的理解，而且還會讓我們被技術所蒙蔽。總之，由于數字化記憶只會詳述數字化的信息，人類像珍妮一樣信任數字化記憶可能會發現，這比僅僅只依賴自己的記憶還要糟糕，使得人們傾向于忘記那些不再重要或相關的信息。 我開始有這樣的感覺，數字化記憶使時間失去了作用。通過觸發我們對自己原以為早已忘記的事件的回憶，數字化記憶有能力用相矛盾的記憶讓我們困惑，并可能會影響我們的判斷。我們可能會做出錯誤的決定，或者猶豫不決從而無法采取行動。我們可能會不再信任自己的記憶，進而不信任自己所記住的過去，并且用人造的過去而非客觀的過去替代它。這不是我們的過去，也不是其他任何人的過去；它是一種從數字化記憶存儲的有限信息中，重構出的人造過去，一種缺乏時間線索、完全扭曲的拼圖，而且可能會同時被它所包含和不包含的東西所篡改。我擔心，通過否認我們自己所記住的過去，我們可能會損害自己的判斷能力——而且比想象中更嚴重。

這聽起來可能比它的實際情況更牽強附會。以短信文化為例。正如互聯網企業家伊藤穰一（Joi Ito）提醒我的那樣，大多數來回發送的短信（很像某個人的facebook狀態）并不是打算談論過去或者未來的什么事情，而僅僅只是關于現在的事情：這是我所在的地方，這是我做的事情。這些短信是特意設置成很短暫的，抓住飛逝的當下，而非遙遠的時刻。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這可能是數字一代應對數字化記憶的一種方式。但是，這種對此時此地的過分強調可能將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導致可以理解但不健康地徘徊在另一個極端里——從一種普遍傳播的過去到一種完全被忽略的現在。而這些極端情況沒有一種是有用的。相反，我們需要認識到，人類的存在同時擁有記憶和遺忘的能力

問題在于，分享個人信息能夠為用戶提供價值，人們或許并不想放棄。作為對獲取個人信息的交換，電商能夠向顧客提供個性化交易體驗，如亞馬遜提供的圖書推薦，谷歌提供的更多有針對性的搜索結果。人們難道會一致選擇放棄這些好處，與數字化記憶的危害作斗爭嗎？這不僅僅涉及質量、效率和經濟利益。整整一代人都是在利用互聯網中成長起來的，不僅用它獲取信息，而且分享信息。同史黛西·施奈德一樣，超過1億人都在MySpace上擁有個人主頁。而同安德魯·費爾德瑪一樣，每三個美國年輕人中就有兩個在互聯網上與全世界分享內容。大多數年輕的互聯網用戶都樂于生活在一個各種信息緊密聯系的世界里，在其中與他人分享自己的想法與經歷，擴展機遇，并高效地進行交易。他們不大可能樂意放棄這一切并遵循數字化節制，除非分享信息會使他們暴露在某些現實的威脅中。要證明這一危害很難，至少在短期看來如此。數字化記憶的消極后果現在還很少對我們造成沖擊，但它們還會再卷土重來，不斷困擾我們。為了防止可能存在的未來危機而說服人們放棄當下的現實利益，這真有些因噎廢食了。

個人沒有能力也不情愿放棄信息分享，這一事實將削弱溫和版數字化節制反制數字化記憶的效果。然而，即便人們調整行為讓自己更加慎重，更有選擇性地與他人分享個人信息，數字化節制的效果仍然值得懷疑。信息很難追蹤和限制。一旦我將信息傳遞給某人，我就必須信任那人會對該信息保密，但我卻不再對其擁有直接控制權。所以，即便某人只向少數精心選擇的交易方提供個人信息，仍然無法保障接收方會按約定使用個人信息。當這些信息從一個服務商傳遞到另一個后，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將很難找出是誰辜負了信任，并把信息泄露給了他人。沒有哪種數字化節制能應對這樣的泄露，因為節制的理念純粹聚焦于個人發布信息的決定，而沒有將隨后服務商是否與第三方分享該信息的決定考慮在內。最后，即使我們在未來進行數字化節制，現在已經存在的海量個人信息將在未來數十年繼續威脅我們。既然我們的個人信息已經存在，并且與他人分享了，為什么要停止泄露個人信息呢？

第一個問題集中于DRM系統的綜合性。舉例來說，在知識產權的使用場合中，信息內容可以通過加密而從其源頭到終端用戶一直得到技術保護。然而這樣一來，內容就必須是可供人以視覺和聽覺來欣賞的，因此就擺脫了DRM系統的保護限制。在這一“未加密時刻”，它是可以被錄制的，并且可用于制造未經授權、未受保護的版本，供侵權者不受技術限制地大規模傳播。當然，設備生產商一直不遺余力地試圖將未加密的時刻變得越少越好。所以高清電視信號甚至在從數字機頂盒進入高清電視機的過程中也是加密的。但是，所有這些技術都還不能完全防止用戶利用攝像機錄制觀看的電影或用錄音機錄制播放的CD音軌。當然，這樣做會降低內容的質量。

數量不等于質量，“好”信息不等于“濫”信息。

cookie警告對于限制數字化記憶是有貢獻的，它的弱點極度的二元化。用戶的選擇是一種“前期投入”：當接收到一個cookie，用戶可以權衡利弊并決定是否將其加入數字化記憶。但如果用戶想要僅僅保留cookie一段時間怎么辦？更現實的問題是，如何避免二元化的選項（不是有用就是無用），進而提供一種可以保留一段時間的選項而非永遠保存？這種機制能夠在未來的某個日期刪除信息（cookie警告并沒有提供這一功能），會因為提供了記憶和遺忘之外的選項而更有效，并且更接近人類的遺忘能力。

當用戶存儲了一個新建文檔時，除了選擇文件名和它在硬盤上的地址以外，他們會不得不選擇一個存儲期限。如果沒有選擇存儲期限，用戶將不能保存文件，就像他們不能在沒有起文件名的情況下保存文件一樣。基于這一前提，用戶的電腦就可以自動做剩下的事：管理存儲期限并清除過期的文件，可能每天一次。當然，用戶可以利用軟件上的靈活性去改變存儲期限，以防信息在還沒有失去價值之前就被刪掉了，或者因為某些信息變得更重要，而超越了它之前的預期壽命。偏執的人甚至可以擁有一種能夠在信息接近過期時警告他們的工具，因此他們在十分迫切的情況下可以決定調整這一時間。但是，通過使我們的電腦刪除那些到達存儲期限的文件（就像我們清理過期的食物），日常生活又重新引入了遺忘的機制，并將我們的默認選項轉變為曾經的那種在人為控制之下遺忘模式。